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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宋第一伯乐,撑起北宋半边天:欧阳修到底推荐了几人才?

时间:2020-10-15 来源:了了的天空 栏目:历史

“奖引后进,如恐不及, 赏识之下,率为闻人。”

——《宋史 ·欧阳修传》

称欧阳修为“千古伯乐”,最早可追溯到脱脱编修的《宋史》,其中,惊才绝艳如苏轼、文学成就如曾巩等不世出的大才,统统都是欧阳修的门生故吏。

那么,欧阳修究竟举荐了多少人才?

欧阳修画像

偏科的苏轼

苏轼的文学基础来自父亲苏洵的家学。苏洵在自己科举屡屡落败后,将经世致用的希望寄托于儿子苏轼、苏辙身上,在《上张侍郎第一书》中回忆了其对二子的教育。“始学声律,既成,以为不足尽力于其间,读孟、韩文,一见以为可作”。

自幼,苏轼便接受了策、论类文章的教育,父亲苏洵认为时文“好奇而务深”“虚浮不实”,倡导“文贵自然”“有所不能自已而作”,这与当时正在酝酿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暗和,所以,苏轼年少时接受的教育恰恰跟随了文学变革的脚步,使得他在日后的科举考场上,受到了欧阳修的关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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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欧阳修与苏轼,多年来一直盛传,苏轼殿试考了第一,但因为欧阳修误认为这是自己门生曾巩所写,为了避免徇私,将此文的真实作者苏轼降为第二。然而,如果我们深入去看曾巩和苏轼的文章,会发现这种说法破绽颇多。相反,真实的情况,可能会更令我们意识到欧阳修对苏轼的知遇之恩。

宋仁宗嘉祐年间,考生在殿试阶段几乎不会再落榜,只是用来决定最终名次,所以,省试在宋代科举中才是最重要环节。按《宋史》载:宋代省试“凡进士,试诗、赋、论各一首,策五道,帖《论语》十帖,对《春秋》或《礼记》墨义十条。”到了宋仁宗宝元年间,在李淑的建议下,又改成了:“先策,次论,次赋,次帖经、墨义,而敕有司并试四场,通较工拙,毋以一场得失为去留。”

也就是说,在进士科举考试中,并非单单考一科,而是综合策、论、赋、帖经(墨义)四科的总成绩,进行综合排名,苏轼斩获第二的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,也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科目而已。

事实上,苏轼的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与曾巩《论刑赏》稳健的行文风格有着霄壤之别,曾巩不喜堆砌辞藻,不喜旁征博引,甚至很少提纲掣领地对文章作出总结,文风朴素。而苏轼的文章一改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,行文平易晓畅,用典炫技颇多。

此外,在当年的科举考试中,苏轼的用典也存在着很大问题。

在苏轼文章中所引用到的《诗・小雅・巧言》中,苏轼写道:“君子如祉,乱庶遄已;君子如怒,乱庶湍沮”。

但翻开原文,其实是:“君子如怒,乱庶遄沮;君子如祉,乱庶遄已。”也就是说,苏轼把原文记混了。

这还不算,在文中所引用的尧帝三阻皋陶判刑的典故中,完全是苏轼瞎编的:“当尧之时,皋陶为士。将杀人,皋陶曰‘杀之’三,尧曰‘宥之’三。”

苏轼在短短六百多字的文章中用典频频出错,但行文、观点、论述却皆是顶尖,这让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纠结不已,他的“伯乐”能力也让他做了比较突破的选择——给到才华横溢的苏轼以第二名的成绩。

放榜之后,欧阳修专程去问苏轼,他文中提到的“尧曰宥之三”的典故出自哪里,结果,苏轼给了欧阳修一个十分潇洒的回答:“想当然耳,何必须要有出处。”

这种级别的考试,苏轼敢瞎编典故,也幸亏是遇到了脾气好又爱才的欧阳修,到底也没有和他计较,苏轼也从此顺利踏上仕途。

从最后的授予官职来看,苏轼的总成绩并不出彩,甚至处于殿试考生的中下水平:北宋的殿试成绩从一甲即为甲科,二至五甲为乙科或丙科,不同的成绩对应的是不同的授官职位。苏轼的最终殿试成绩为进士乙科,试后授官县主簿,处于最基层。

在四科考试中的《春秋》对义中,苏轼考了第一,后来的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又得了第二,但总成绩失常如此,可见其余两科发挥之差,如果没有伯乐欧阳修在省试中将苏轼的文章定为第二,或许苏轼在当年科举名落孙山也犹未可知。

曾巩的漫漫科举路

在苏轼的同届考生中,时年三十九岁的曾巩可谓一路坎坷。

论及出身以及家庭底蕴,曾巩并不比苏轼逊色,曾巩家族世代为学者,祖父曾致尧,曾任尚书户部郎中,而父亲曾易占,也是太常博士出身,曾任临州尉,知监等。曾巩自身遗传了家庭的良好基因,天资聪慧、记忆超群,幼时读诗书,脱口能吟诵,与兄长曾晔一道,勤学苦读,早十二岁时,就尝试写过科举《六论》。

可偏偏生不逢时,曾巩年轻时的科举考试里,华丽的文风以及剑走偏锋的奇诡论述往往能博得考官青睐,很明显,这并不是曾巩所擅长的。

在1037年到1056年的将近二十年间,曾巩参加的两次科举都以落第告终,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又让曾巩背负起了沉重的负担。但好在,在这期间曾巩认识了改变自己一生的伯乐欧阳修,成了他的门生。

曾巩与欧阳修认识得很早,是在曾巩第一次进京考试之后,当时的欧阳修是馆阁校勘。曾巩对于崇好古文的欧阳修向来仰慕,借助这次进京赶考的机会,曾巩给欧阳修写了第一封信《上欧阳学士书》,信中,曾巩希望欧阳修能够了解到自己的志向,并且希望欧阳修可以收自己入门。

对于不第的曾巩,欧阳修并没有任何的轻视,收到曾巩的信件后,欧阳修被信件内容以及后来的《时务策》打动了,欧阳修发现,这位声明不显的曾巩,不过是因为擅长策论而轻于盛行一时的科举时文罢了。

发现曾巩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,欧阳修很快回复曾巩,并称其为 “其大者固已魁垒,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”,并写了《送曾巩秀才序》,为曾巩的屡试不第叫屈,从此将曾巩收入门下,悉心栽培。

即便曾巩是个高龄落榜生,欧阳修也对他做出了极高的评价:“过吾门者百千人 ,独于得生为喜”。

虽然多次名落孙山,但在欧阳修的极力扶持下,曾巩并没有因此放弃仕途,终于在嘉佑二年(1057年)以39岁高龄中了进士。入仕之后,经过欧阳修的举荐,曾巩就任于馆阁校勘,欧阳修对于文学的见解深深影响到曾巩,师徒二人的文章具备的纪实性,也就是崇尚实学、反对形式主义的文风也深深影响了北宋中后期的科举考场。

终其一生,欧阳修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栽培曾巩,而曾巩除了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、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骨干以外,处理政务风格务实、细致,愿意深入到基层调查了解工作,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齐州、越州、洪州都留下了美名,这也是曾巩对于务实主义者欧阳修提携之恩的最好回馈。

星光熠熠的科举第一榜

嘉佑二年(1057年)对于进东京汴梁赶考的众多学子来说,不是一个好年份。

如果不小心参加了这一年的科举考试,那就避不开一件事——崇尚古文运动,并遇到向来反对北宋前期以诗赋取士的考试标准的主考官欧阳修。

在《六一诗话》中,欧阳修宣示了他对过往科举考试的看法:“自科场用赋取人,进士不复留意于诗。故绝无可称者”。而担任当年主考官的欧阳修自然大刀阔斧的对考试内容进行了改革。

这个改革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,却被后世称为“千年科举第一榜”,大名鼎鼎的苏轼、曾巩正是这场改革的受益者。

欧阳修担任主考的嘉佑二年(1057年),苏轼、曾巩只不过是当年科考的一个侧影。当年科举各科共录取了899人,其中进士388人,在这一大群人中,对后世造成巨大影响的就有十多人,除了上文提及的苏轼与曾巩,这份进士名单还有苏辙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、曾布、吕惠卿、章惇、王韶……

这些榜上有名的人又达成了什么成就?

  • 王安石变法骨干:章惇、吕惠卿、曾布,对当时社会发展以及后世借鉴有极大参考意义。
  • 关学:由张载创始,以《易》为宗,以《中庸》为体,以《礼》为用,以孔、孟为法。他提出了以“气”为本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哲学思想。
  • 洛学:以程颢、程颐兄弟提出,以儒学为核心,并将佛、道渗透于其中,旨在从哲学上思辨"天理"与"人欲",主导两宋交际哲学思想。
  • 蜀学:由“三苏”父子创立的儒学派别,经学方面颇有造诣。

    此外,当届科举还出了九名宰执,文官出身的王韶甚至主导了宋夏之间的熙河大捷。嘉佑二年,由欧阳修主持的科举考试,无论从含金量还是影响力,在这千年的科举史中,可称得上巅峰时代。

    “门生故吏满天下”的名士在历史上并不少见,但论及质量,首推的还当是欧阳修。

    欧阳修是个务实主义者,这从他的文章风格就可窥探几分。欧阳修的思想讲究文道并重,讲究写实性和实践性,也一直倡导诗文革新。欧阳修极力反对五代宋初的夸张虚浮的文风 ,他认为,自五代到当世的文学作品修饰浮夸、辞藻过于华丽而言之无物。

    欧阳修的思想在他主持的科举考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——言简意赅、言之有物、注重实学,因此,务实的欧阳修也为宋廷筛选出一大批人才,而在欧阳修之后,他的思想仍然在两宋科举中因袭,影响深远。

    慧眼独具的欧阳修既能识才爱才,又能不计亲疏举才荐才,“千古伯乐”的美称于他而言,应当是实至名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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